◆时 文 选 读◆
2012年十大流行语来自《咬文嚼字》杂志官方博客
1、正能量
指的是一种健康乐观、积极向上的动力和情感。“正能量”本是物理学名词，霍金《时间简史》中就用过：“宇宙中的物质是由正能量组成的。”“正能量”的流行源于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的专著《Ripitup》（中文译名《正能量》），其中将人体比作一个能量场，通过激发内在潜能，可以使人表现出一个新的自我，从而更加自信、更加充满活力。当下，人们为所有积极的、健康的、催人奋进的、给人力量的、充满希望的人和事，贴上“正能量”标签。
2、元芳，你怎么看？
出自电视剧《神探狄仁杰》。狄仁杰遇到案情难解之处，时常会问副手李元芳：“元芳，你怎么看？”而李元芳的回答通常都是：“大人，此事蹊跷，背后隐藏着一个惊天的阴谋。”今年的流行，是源于一起网络事件。泉州有一女孩疑似被肢解后坠落高楼，警方判断为自杀。一名网友以“元芳，你怎么看”进行嘲讽，暗指案情背后或有蹊跷。该句式于是迅速流行，人们多将它缀于某个句子或语段的末尾，表达某种质疑、嘲讽或公开征询看法。
3、舌尖上
2012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展示了中国各地的美食生态和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引起广泛关注。此纪录片的走红，使得“舌尖上”也受到了人们的青睐，俨然成了饮食文化的“代言人”，灵活地表达与之相关的丰富意蕴。如“舌尖上的中国”，即中国的饮食文化；“舌尖上的快乐”，意思是品味美食的乐趣；而“舌尖上的爱情”则可以理解为与饮食息息相关的爱情生活。
4、躺着也中枪
一般而言，枪战中如果躺在地上，中枪的概率是最低的。“躺着也中枪”于是用来形容无缘无故地受到牵连，或被卷进是非。出自周星驰电影《逃学威龙》中的一句台词。剧中双方激烈打斗，某人装死，另一人向地上发了一枪，正中装死的人，装死的人叫道“我靠！躺着都能中枪！”现在也有人使用缩略形式“躺中”“躺枪”，还有人干脆说“中枪”，表达的都是同样的意思。
5、高富帅
指高大、富有、帅气的男人，是由三个单音节形容词并列构成的准固定词组。“高富帅”和“白富美”（肤白、钱多、貌美），是择偶方面最有优势的男人和女人。最初这两个词是网民对青春偶像剧和日本动漫中男女主人公特征的概括，表达了对虚拟世界里“高富帅”与“白富美”之间童话婚恋的艳羡，同时也寄托着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和对平凡现实的自我解嘲。“高富帅”和“白富美”现已成为日常生活里的热门词语。
6、中国式
“中国式”的说法最初源自王海鸰的小说《中国式离婚》，改编成电视剧后曾火热一时，衍伸出“中国式XX”等说法。而今年，网友提出的“中国式过马路”，即“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成为“中国式”爆发的导火线。媒体上出现大批以戏谑口吻议论国人或中国社会问题的“中国式XX”，如 “中国式接送孩子”“中国式相亲”“中国式插队”等等，于戏谑中表达自嘲与质疑。
7、压力山大
意思是压力像山一样大。这个词是由我国男女老少最为熟悉的外国人名“亚历山大”，通过谐音、暗喻演变过来的。前半部分谐音，后半部分暗喻。后来又出现变体“鸭梨山大”，更加诙谐有趣。“压力山大”一问世，就被人们广泛接受，一来是交际上的需要，二来是念着顺口、听着顺耳，并且幽默感十足。
8、赞
先在网络上流行，然后打入传统媒体，有动词、形容词两种用法。作动词的“赞”可以替代许多双音词：赞美、赞赏、赞叹、赞同、赞许，以及称赞、夸赞等。作为形容词的“赞”表示好，一说来源于台湾，理由是台湾有一家报纸评选的2011年台湾年度汉字就是“赞”字，一说吴方言区（包括江苏南部、浙江大部和上海）一向用“赞”表示好，如上海话里“蛮赞”便是很好的意思。
9、最美
“最美丽”的简称，新兴的用法“最美+身份”的组合作为一种对人物的美称在2012年已成为感动中国的新力量。这种组合的流行始于“最美妈妈”。 2011年，一个2岁女童从10楼坠落，正在楼下的吴菊萍冲过去用左臂接住了孩子。小女孩得救了，而吴菊萍左臂粉碎性骨折，人们称赞吴菊萍为“最美妈妈”。（经典语录 www.lz13.cn）此后各种“最美”称号不断涌现，如最美教师张丽莉、最美司机吴斌、最美战士高铁成、最美女法官后莉……
10、接地气
本义是“接土地之气”，民间常说的“水土不服”就是不接（当地的）土地之气（泛指自然环境和气候）。流行语“接地气”中的“地”用的是比喻义，指老百姓的生活。“接地气”就是“贴近老百姓真实生活的实际”“反映百姓真实生活情感”。莫言的小说就是“接地气”的一个典型。而党员干部“接地气”，就是要深入基层，广泛接触民众，了解民众的苦与乐、民众的意愿和需求。
从小善开始好好做人我有话说
“小的善”易行，“平庸的恶”难防。汉娜·阿伦特定义的“平庸的恶”，有机会在每个社会人和体制人身上存在。问题只在于你是否有勇气坚持理性，而不被命令、职责、口号和各种主义所左右。
59.7分，这是中国社科院调查报告今年发布的社会总体信任程度得分。
慈善家和万中选一的“感动中国”催人泪下，仍带不来一个健康社会，后者有赖坚实的民主法制伦理和长期的制度建设与改革。
但源于全体国民的“小的善”，仍不失为健康社会的优质社会产品。它不需要大撒金钱或个人牺牲，只是内心之善化为举手之劳、个人专业优势服务于具体而微的他人之需，将个人的道德良性选择，融入日常生活方式。它需要创意甚于金钱，期望理解甚于表扬。
“小的善”易行，“平庸的恶”难防。汉娜·阿伦特定义的“平庸的恶”，有机会在每个社会人和体制人身上存在。问题只在于你是否有勇气坚持理性，而不被命令、职责、口号和各种主义所左右。
不作恶，行小善，你可以做一个好人；但只有驱除“平庸的恶”，你才能真正做一个不屈从权威、自己独立思想和判断的“人”。如北岛的《宣告》：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从做个好人到做个“人”文/林奇
小的善，是个人的道德选择，是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它是你自己对自己的交代。北岛在40多年前感慨：“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今天，从小的善开始，好好地“做一个人”，便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善。
布莱希特的三位神明来凡间寻找好人，可经历了一番折腾，他们唯一找到的好人沈黛却陷入了困境：“对别人做好事，自己也要过得好，怎么能做到这一点，我实在不知道。助人又自助，这任务对我过于沉重。”
在剧末，布莱希特借着一位独白演员的口，抽离现实地说出了他对好人困境的思考：“尊敬的观众，现在不要抱怨，我们知道，这不是真正的收场……事情业已至此，结局能是怎样？我们找不到解决办法，给钱亦是枉然……请你们自己设身处地去想一想，用什么方法才能帮助好人去得到一个好的下场。”
这不仅仅是《四川好人》的困境，这也是中国好人的困境。这不仅仅是70年前的戏剧预设，也是当下的现实重演。
正能量
留心媒体报道的人一定会发现，最近几年，在媒体上出现“正能量”这个词的频率越来越多，就连《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这样一向板着脸的官方媒体也开始屡屡使用正能量这个词了。
《微博，暴雨中传递正能量》，《人民日报》用这样的标题报道北京暴雨中的好人好事。2012年7月21日白天到22日凌晨的暴雨灾害中，许多北京市民自发地组织起来，传递雨情路况，主动为受灾民众提供顺风车、食宿等救助服务。在报道中，“这群小人物才是城市的良心！”这样的说法被再三肯定。
《“正能量”“参与”改变中国》，《人民日报》也用过这样的标题统领一组社会变革的报道。包括城乡变化、“晒账本”、“零容忍”、“低碳”、福利制度等各方面的变化和思潮，都被冠以正能量的称号。“‘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成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重要补充”，这样的话被用于对“正能量”性质的总结。
从《以法治涵养网络“正能量”》、《让网络更多释放“正能量”》、《每当北韩局势波动
中国就注入正能量》、《让世界感知“中国正能量”》，到最近的一篇《2013，激发新媒体“正能量”》，《人民日报》等官媒使用“正能量”一词的频度大幅提升。
“正能量”，这个最早使用于二次元世界的词汇，往往被网友们用于各种有激励性和安慰性的场景中。在很多网友的概念中，治愈是正能量的重要标准。冬天的一杯热茶、喜欢的故事角色得到好的结局、美妙的食物和漂亮的图片，能让人感到愉快的各种微小细节，总的来说是美学上的美好感受。
而在大多数媒体使用的“正能量”来看，道德取代了美学而成为这个词的判定标准。好人好事、助人为乐、让社会积极向上以及塑造正面形象等，“正能量”变成了“五讲四美”、“感动中国”等口号的同义词。
逆淘汰
在三浦展看来，社会阶层的向下流动是全球化的现象。中产阶层滑入下层社会，年轻人丧失稳定的上升渠道和工作机会，对政治和社会失去关注兴趣，随着文化趣味的多元化，精神上也日趋犬儒和漠然。
在当下中国，几年前的南京彭宇案，到如今仍是常常被提起的话题，无论事实如何，它都直接导致了人们对助人行为的犹豫。在医疗福利、街道管理、见义勇为等方面，都有不少案例在累积着人们对于助人为乐、好人好报的不敢信任。
正如布莱希特笔下的四川好人的两难——“对别人做好事，自己也要过得好”，最终大部分普通人选择了后者。
这是一种逆淘汰的机制。如果损人利己，能让人得到更多的利益而不被惩罚，那利人利己就不会有人效仿，更不要说损己利人这种更为高尚的行为了。
这个时候，社会就正需要用“正能量”这样的词来概括一切美好的激励，就正需要道德楷模。
在黄仁宇论及海瑞时，他使用了“古怪的模范官僚”一词来形容这个道德楷模。“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但是，当人们评论他的政治措施，却不仅会意见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极大。”
在很多社会场景中，道德和信用的选择因为并没有统一可行的标准，我们的社会也正在这种道德观模糊和价值观多元的状况下摸索前进。如同黄仁宇评价海瑞一样，我们社会中的道德楷模依然面临困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
小的善
无论你喜不喜欢“正能量”，无论你害不害怕被逆淘汰，从个人层面上考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都是个人修养的一部分。
小的善，是个人的道德选择，是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它不需要你为社会做出巨大牺牲，它只需要你的举手之劳。给邻里增添一些友好和愉快的气氛、为陌生人提供一点点服务，这些都是我们在日常社会中随处可见的场景和力所能及的事情。
中国社会正在城市化的进程上狂奔，我们也正在迈进陌生人社会，以血缘亲族为联系的人际关系正在变成以社区陌生人为联系的人际关系。在这种转变中，我们不得不意识到，每个个体都必须成为一个社会的有机组合。
小的善，是专业化的选择。为善也逐渐变得细微和专业化，很多机构、项目逐渐都转为只做定点定向的救助业务。救助小动物、多背一公斤、为孩子送本书、请民工吃顿饭，这些都是在具体而微的每一个细小领域里做出自己的努力。
小的善，是众包和开源的选择。为善，不再是被某些机构拥有独享版权的事情，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做出善举，每个人都可以像接力赛一样续上自己的力量。这不仅仅是网络传播的体现，也是社会结构的变化。
无论恶是怎样，善，依然是每个人的道德选择。小的善，是你对你的人际关系、社区关系的交代，是你对你的子女、亲友的交代，是你自己对自己的交代。
关于“善”的十个难题
在一个不真实的年代里和一个充满谎言的生活中，好好地做一个“人”，比做一个好人，是一件更为困难但却更为重要的事情。
文/蒋方舟
1.“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
关于人性初始设定到底是善还是恶的争论自古就有。中国战国时的哲学家孟子和荀子就对这个问题进行过争辩。他们都是孔子的徒子徒孙，结论却大相径庭。
孟子倡导性善论，“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孟子相信道德冲动与生俱来，见到孺子将要坠井，所有人都会感到惊恐与痛苦，这种冲动，就是人与生俱来的怜悯潜质。
而荀子，则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他认为人的天性是“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而那些助人为乐、温良恭俭让都是后天学习的结果。
可无论是孟子还是荀子，都肯定了后天学习“善”的重要。不同在于，孟子主张通过教化，把善发扬光大，而荀子主张通过教化，限制恶的发展。
2.行善是义务还是追求？
做一个善良的人，目的是什么？
康德认为，如果你有这样的疑问，那么你就远远达不到“善良”的标准。康德认为，不应该在乎做善事能够达到什么效果，满足何种需求，甚至“使自己快乐” 这样的结果都是不值得追求的。不要追求道德的目的，应该追求的是道德的动机，道德是一种义务，是我们对自身做出的法律，且必须遵守的法律。人是道德的立法者，对义务的服从并不是一种奴隶般顺从的行为，而是一种有尊严的自律行为。
而在英国杰里米·边沁这样的效益主义看来，行善当然是有目的的，目的就是为了“幸福的最大化”。每个个体都具有相同的分量，快乐与痛苦是能够互换的同质，痛苦是“负的快乐”。效益主义不在乎行为的动机和手段，仅仅在乎行为的结果对“快乐值”的影响，能增加对大快乐值的是善，反之，就是恶。效益主义认为，人的行为，全部取决于其结果让自己快乐还是痛苦。
3.“我帮助你”，主体是我还是你？
很多人遭遇类似的尴尬：辛苦整理、打包、邮寄了一堆旧衣服给贫困小学，得到的反馈却是：请不要再寄旧衣服来了，我们不需要衣物援助，需要的是钱财上的资助。
这样的回应，多多少少会让救助者心寒，觉得自己好不容易的道德冲动，被泼了冷水。这种道德，是为了满足施助者的人情，而不是被救者的需要。
在大学生中，最流行的公益活动就是去偏远地区支教，暑假来临，一群大学生唱着《蓝莲花》，满腔理想主义地到了乡村，教孩子们数学和英语，与孩子们唱歌戏耍，夏天结束，大学生们与孩子们依依不舍地告别，留下了一张张自己和孩子们饱含热泪，哭成一片的照片，再唱着《蓝莲花》坐火车回到学校。
然而，很多乡村学校却反映，这种支教，严重扰乱了当地正常的教学秩序，大学生们在一个夏天里得到了巨大的心理满足和心灵鸡汤的材料，而给将年年月月在那里的乡村教师留下了很多难题。
这就像是那个笑话所说的：红领巾太多，要过马路的老太太不够了。
4.明知会后悔的善良，做还是不做？
如果你知道你要搀扶的老太太，会反咬你是推倒她的人，你要不要去搀扶？如果你知道你捐助的善款，只有很少一部分会落到灾民的口袋里，你还要不要捐助？如果你要帮助的人，并不感恩你，反而让你见到了人性的丑恶，你还要不要帮助？
在现代社会，行善这件事，似乎越来越变成一个注定会让人后悔的事情。记者去泥石流灾区进行报道，想要帮当地灾民反映灾情，却反被灾民扣住，作为人质要挟政府进行赔偿。民间人士自发去暴雨受灾的郊区发放物资，结果物资不仅遭到哄抢，而且身上的财物也被洗劫。
山东省干脆下发《山东省见义勇为奖励和保护条例》，《条例》中明确规定，见义勇为受益人应当对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庭成员表达谢意、予以慰藉。
即便如此，越来越多的人，不再选择帮助弱势群体，他们理直气壮地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他们的理由似乎是充分的，现如今，行善者反而是遭受最多质疑的群体，民间机构如“天使妈妈”被质疑有小金库，救助弃儿的袁厉害被质疑借此敛财。如果预知这样的结果，那还要不要当初？
5.大张旗鼓还是闷头做事？
微博上最著名的善事，莫过于“随手拍解救流浪儿童”和“免费午餐”。薛蛮子说解救了五万六千名儿童，公安谈到这个活动时却说“被拍的基本没有被拐儿童”。浩浩荡荡的行动顿时陷入了尴尬。
中国最著名的“大善人”，莫过于陈光标。陈光标的呼召，都看似积极，他的行为，却近乎疯癫。他提倡环保，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陈低碳，把自己老婆的改名为张绿色，两个儿子分别改叫陈环保和陈环境。他提倡环保，就带领员工去酒店吃别人的剩饭剩菜。他开演唱会，不仅不要门票，还向观众派送猪和农机具，很多观众都是为了猪而留到演唱会最后。
所有人都明白做善事要低调的道理，但是行善者却有自己的逻辑：把事情炒得越大，就能获得越大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就能带动更多群众的参与。行善者言：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世人看不穿。
6.救人还是救动物？
救人太难，那么去救动物吧，至少不会面对这么多问题。
可即使救动物，也会遭到这样的追问：花力气去救黑熊，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花那么多力气去救助珍稀动物，为什么不去救助艾滋病儿童？花那么多力气为了让猫猫狗狗吃上饭，怎么不想想还有那么多人吃不上饭呢？
这种问题可以无穷无尽地问下去：当你上网看八卦的时候，有没有想到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当你在饭馆喝酒聊天的时候，知不知道非洲每秒钟都有孩子饿死？当你在写字楼工作的时候，为什么不问问自己的良心，有没有更值得做的事情，例如去救助艾滋病儿童？
面对苦难，永远有更多更令人痛苦的苦难在其后；解决一个问题，永远有更要紧、更迫在眉睫、更不得不做的问题争前恐后地出现在你面前；做了一件好事，永远有人要求你做更多的事情展现道德情操。
救人还是救动物？甘地说过：“一个民族的伟大与其道德上的进步程度，可以从它如何对待动物来判断。”最基本的善，就是减少自身的野蛮，保护动物，才能保障人性。
7.独善其身还是兼济天下？
古人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现代人看来，这未免有些愚蠢：有钱就拿出来给大家花，穷光蛋就找个僻静地方，别给大家添麻烦。
在现代社会，兼济天下的人不是傻得过头，就是另有所图，那些安安静静做好自己的人，反而人格高洁。在现代社会，道德的上限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试想若是每个人都能够把持自身，成为一个个慎独的个体，彼此之间宽容、礼貌、尊重，那么整个社会，也就不需要那么多的道德援助了。
可是，这种礼貌，与冷漠只有一线之隔，当个人与群体分裂，群体之间分化，人人互不干扰，却毫不关心、坐视人与人之间形成身份、阶层、种族的鸿沟，那么社会这个公共空间，也必然遭受“碎片化”的命运。
当人人只追求着修身养性与安身立命，那么相对的“正确”和“好”从何而来？当弱者不被保护和帮助，道德因此也就随之沦为虚无。
8.用作恶的方式行善，是否还是善？
中国人自古说“惩恶扬善”，西方古老的英雄是“劫富济贫”的罗宾汉。中外相似的是，做善事是以作恶为方式。从007到绿箭侠，都是以对抗恶行的方式传播正义。
现代社会中，“绿色和平”组织是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以环保工作为主，宣称自己的使命是“保护地球、环境及其各种生活的安全及持续性发展，并以行动作出积极的改变”。该组织却因为其行为激进而常常引发争议，2000年，绿色和平组织的抗议者闯入香港某垃圾转运站，抗议其焚毁垃圾，但当时的香港已经完全不采用焚毁的方式处理生活垃圾。而那次绿色和平组织运人的轮船，则带去了十吨废油和三立方米垃圾，要靠香港政府去处理。
2011年，绿色和平组织者爬到西班牙一所核电站的冷却塔上，以抗议修筑核电站，导致电站紧急停止运营，这种紧急中止，很可能引发灾难。
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气愤地说：“‘绿色和平’”是一群不讲理的、偏见的和专事敲诈的恐怖分子。”这种说法固然偏激，但也引起人的思考：从罗宾汉到“绿色和平”，他们都以惩恶的方式，来扬代价奇高的善，这是善，还是另一种形态的恶？
9.道德还是法治？
一年一度的“感动中国”刚刚结束，道德的光芒还照耀着大地。为救出学生失去双腿，被网民赞为最美女教师的张丽莉；坚持五年背着生病母亲上下班，为年轻人作出榜样的孝子陈斌强；丈夫背着妻子，坚持20多年在大山中行医的乡村医生夫妇周月华、艾起；因病去世并把器官捐献给他人的12岁女孩何玥。
以上这些人和事，让生活在“世风日下”的道德危机中的人们不禁松了一口气，给这些好人好事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正能量”。
用“正能量”给自己打鸡血，有向善的热情固然是好事，但是以道德作为拯救社会的诺亚方舟，却似乎单薄了些。道德并不能成为体制缺陷的补充，相反，体制进步反而是道德进步的保障。
台湾学者钱永祥曾撰文写道：台湾民主化过程第一让社会怨气减少，第二带来了更明确的行为准则，第三让社会达成了更平等的公平气氛。这些变化，都促进了整体社会的道德进步。
10.道德暴力还是道德麻木？
杭州一名小伙因为未给抱小孩的妇女让座，被与妇女同行的男子连扇5个耳光，鼻血直流，女子亦责骂小伙“不知道让座”。陈凯歌电影《搜索》也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白领与老人对公交座位进行纠纷，引发网民的人肉搜索。
有个词专门用来形容这类行为，“道德暴力”，即以“道德”为名，绑架和裹挟他人必须做好事。
奇怪的是，道德很难，道德暴力却很简单。2011年的“小悦悦事件”犹在眼前，2岁的小悦悦相继被两车碾压，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视频引发网民对路人的痛斥。这不禁让人疑惑，道德暴力的网民和道德麻木的路人，似乎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而实际情况是，暴戾者必然冷漠。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反复说：“要永远饶恕一切人，要无数次地饶恕人，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无罪的人，可以惩罚或者纠正别人。”这大概就是“善”的核心，它不是惩戒，而是宽恕。
“ 道德正确”的胡说八道
徐贲
据报道，亿万富豪陈光标今年又要去旁听两会，届时会对国家大政提出几个建议，其中一个是号召在中国成立“节约粮食日”，“在这个节日里，全国人民不吃饭，饥饿一天，忆苦思甜，回想在饥饿年代的感觉”（下称“光标建议”）。这个建议立刻遭到网民的冷嘲热讽，被当作是又一则具有“光标特色”的胡说八道。
其实，任何一种胡说八道都有一个说理机制，更确切地说，有一个包含某种谬误的说理机制。光标建议有它自己的道理，但那是一个有逻辑谬误的道理。“每人每年饿一天”的逻辑机制是这样的：大前提，“节约粮食是对的”或“应该牢记粮食可贵”，小前提，“每年饿一天是节约粮食”或“饿一天可以牢记粮食可贵”，结论，“所以每人每年应该饿一天”。不难看出，这个说理机制中的小前提是谬误的，因为饿一天不等于节约粮食，也不一定会让人牢记粮食可贵。实际可能是，这么做不但收不到预期的良好效果，反而会助长装模作样的伪善，成为“文革”中“吃忆苦饭”的滑稽翻版。
不仅如此，这个“胡说八道”中还有另外一个更深层的说理机制谬误，那就是，说理所暗含的“呼吁”（appeal）是不对的。呼吁包含在说理中，是为说理提供道德合理性的支持。光标建议的道德呼吁是“节约粮食，人人有责”，若无这个道德呼吁，谁都会把要求全国人民每年必须挨饿一天当作一句疯话。这个呼吁与其说是“谬误”的，不如说是“荒唐”的（又称“愚蠢”，stupid）。节约粮食当然是人人有责，但有，在一个贫富极为悬殊的社会里，有的人大吃大喝，有的人三餐难济，他们节约粮食的责任是不同的。在中国，可以肆意消费粮食的人只是少数，少数人的浪费病，却要求多数人跟着吃挨饿的药，这不合理。有的人一年吃不上几顿好饭或饱饭，而有些人却可以天天山珍海味，要求人人挨饿一天，那是美事不能人人均沾，而代价却要个个平摊，这样的建议毫无道德可言。更为严重的是，这可能导致对国家财富和国民责任公正分配原则的歪曲和破坏。
胡说八道不可怕，可怕的是政治正确或道德正确的胡说八道，在中国，这两种“正确”经常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且也一定是以政治为主导的，所以最后成为“政治正确”。光标建议便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胡说八道，它那个看似非政治的“节约粮食”，其实是为了讨好政治的“反腐”和防止“亡党亡国”而提出来的。
“政治正确”会麻痹一个人的理智，钝化一个人对胡说八道的感觉，甚至把胡说八道的愚蠢误认为是高明、独特的睿智。已故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皮特金（WalterB. Pitkin）在《人类愚蠢历史导论》一书中总结了愚蠢的三个特征：第一，愚蠢的人比我们能够想象的要多；第二，政治、经济的大权都掌握在愚蠢程度不等的人们手上；第三，特别愚蠢的往往是特别有能耐的人。最后这一点有两个原因，第一，匪夷所思、大胆荒唐的念头要有能耐才能想得出来。第二，这样的念头如果没有高尚、华丽的政治和道德包装，一定会被人当作是疯子的妄想，而设计这样的政治或道德包装，没有大能耐是根本办不到的。在这一点上，陈光标还只不过刚刚学到了一点皮毛，所以一下子就显出了他的愚蠢。
对于光标建议的愚蠢，人们会当笑话来听。然而，千万不要一笑了之，因为这种愚蠢后面的问题不仅仅是陈光标一个人的，而且也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有网友指出，陈光标的表演是一种“表演型人格障碍”（histrionic personality disorder）的症兆，这种病又叫“癔病人格障碍”或“寻求注意型人格”，是一种“以人格不成熟，爱出风头，过度表现欲和情绪化，行为夸张为特征的人格障碍。这是病，得治！”美国心理学界的研究发现，一般美国人中大约有2-3%有这种毛病，在接受健康治疗者中，则高达10-15%。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得这种病的人数尚无确切统计，但却随处可见，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不管什么动静，先弄出点动静来再说。
这些患有表演型人格障碍者的特征是，特别渴望受到别人的注意，尤其是受到别人的赞赏。他们为了引诱别人关注可以不择手段，例如，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做出古怪的动作或事情、故作耸人听闻之语、故意出言不逊、行为粗鲁、展露性挑逗的衣着、举动、言行等等。这种病的话语特征包括心血来潮地胡说八道、矫情言说浅薄的情感和假大空的观点、说事情以偏概全，只有大致印象，没有细节也没有逻辑、自我吹嘘、夸大其词、虚张声势地把自己戏剧化和名人化。
在我们今天这个浮躁、浅薄、欲望涌动、精神空虚的社会里，各界各业都有罹患这个毛病的，在电视媒体上特别流行，也特别显为人见，从孔庆东的“三妈”粗口、各种“明星”的矫揉造作到卫视上那些极端夸张自我的“相亲”，无奇不有。然而，这种毛病不只是在粗俗的大众文化中才有，在高雅人的圈子里也比比皆是，在这些圈子里，得这毛病的都是特别有领袖欲，特别能来事的人物，政界有“唱红打黑”、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领导题词；学界有一个人顶着十来个总编辑、会长、院长头衔的“名流”、“学者”和“首席专家”。一般的教授递出一张名片，也都是密密麻麻的头衔、成就和经历。
平心而论，陈光标的建议在两会上并不能算是最出格，最雷人的。而且，不管他多么有钱，多么自以为是，在国家大事上他毕竟只能是人微言轻，所以网民一眼就能看出他的愚蠢，拿他的表演当一个笑话来谈，也敢于和有地方公然嘲笑他的愚蠢。在美国，得了“表演型人格障碍”的人得去看心理医生，他身旁的人们会怜悯他，为他惋惜，或者对他侧目相看，家人和朋友更是会为他受损的健康操心担忧，为他着急。然而，在中国，只要得病的人“有分量”，得这个病根本就不会被当作是个病，得这个病甚至还会被当作是一种能耐，一种骄傲，显示的更是光荣、尊贵和值得羡慕的身份和地位。当一个社会不再把病当作病来看待的时候，这个社会本身就已经得了病，而且真还是病得不轻。